作者： 来源：沟通翻译公司 更新时间:2010-12-13
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类”奖项的首次空缺震动国人，为何信、达、雅的文学作品成为绝唱，国内翻译界一片“死气沉沉”？与此同时，中国这几年来不遗余力主推的“文化走出去”也效果甚微。而另一方面，随着图书业市场化的发展，外国出版社却为无法接触到国内优秀翻译图书资源而无奈，众多中国民营出版商眼看着国外市场就是走不出去。中国图书翻译业到底遇到了怎样的瓶颈？
中国图书翻译界存在着一个层层转包的固定模式：国家制定图书推广计划、出版社负责策划国家要求的翻译项目、民营公司承接翻译项目、翻译公司具体安排翻译工作、具体的翻译人员负责翻译，最后再一层层地反馈到出版社，再经过不断的反复最终形成一本翻译图书。
那么经过这样层层转包后的翻译类图书质量到底如何呢？答案显然易见：质量越来越差。鲁迅文学奖“文学翻译类”奖项的空缺无疑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现象。就在很多人陶醉于中国每年递增的中国图书出口额上的时候，却没有注意到这些图书在海外到底是何命运。
出版社 更多的是在完成“任务”
对于图书翻译界层层转包的模式，五洲传播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业务主管郑磊也是无可奈何。作为中国不多的几家直接对外图书出口的出版社，五洲传播每年要向全世界数个国家出口大批量的汉译英图书。 “不可否认，我们更多的是在完成国家给我们的出版任务。”郑磊向记者表示。长久以来，中国图书对外出口的主要方式是政府指导相关出版社，根据国家对外图书推广计划来选择所出版图书的选题、种类、数量。 “其实，这样推出去的图书在国外市场表现并不好。”郑磊坦率地说，出版社每年要承接很多国家的对外出版任务，而出版的图书大多是参加一些展览和交流，这些参展的书80%是中国传统文化类和宏观经济类的图书，销售出路很不乐观。郑磊向记者表示，五洲传播大部分翻译类图书都最终是通过国家采购的方式分发给各级对外交流单位，真正能进入市场的图书少之又少。
在这种国家宏观对外推广政策的指导下，就单纯的图书翻译方面而言也是不容乐观。 郑磊介绍，由于成本问题，出版社并不肯花大力气组织外文编辑室，因此图书翻译外包就成了主要的方式。
“一般是将项目交给翻译公司或者民营出版商，由他们负责组织译者编译，然后由我们来把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图书翻译的质量就无法把控了。郑磊对于外包图书翻译质量意见颇多。每次翻译的书稿还要找外国翻译者再进行相关的加工和润色，尽量让翻译的图书能接近西方的图书编辑思维。
翻译公司 激烈竞争中的低价翻译
中国民营图书翻译公司一直处于矛盾的生存状态中。作为中国图书翻译链条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翻译公司一方面要为出版社寻求高质量的翻译人选，另一方面也要在竞争日益激烈的行业中通过压低翻译者工资成本维持微薄利润。 从事翻译工作长达20多年的顾伟光是国内一家小型翻译公司的老总，他对此有着深刻的感受：北京的翻译市场极为混乱。顾伟光向记者介绍道，激烈的行业竞争使得翻译公司在寻找翻译人员时尽量压低工资成本，这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翻译质量的降低。
目前仅北京就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翻译公司，这些翻译公司中很大一部分业务就是承接图书翻译。市场上大部分的翻译人员以在校的外语类专业学生、老师为主。这些以兼职为目的的翻译人员水平参差不齐。 “可以想象，整体的翻译水平能有多高！”顾伟光给记者举例：目前出版社给翻译公司的价格一般在每千字100元到200元左右，为了获得尽量多的业务，翻译公司之间恶性竞价。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取利润，翻译公司只能以更低的价格雇佣翻译人员。“一般雇佣大学生只需要50-80元每千字。”顾伟光说，如果抛开经济利益单纯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来考虑，要想让外国人更好地了解一本中文图书的内容，最好的方式是让外国人去翻译中文图书。“但这根本做不到。”顾伟光严肃地说，一名水平较高的外国翻译者每千字的稿费基本在400元以上，这是翻译公司根本无法承受的。
事实上，翻译公司一般会请外国翻译者对已经翻译完的稿件进行润色，因为就这样简单的工作，外国翻译者的稿费也要每千字100元左右。顾伟光摇摇头：“在这种情况下，还哪有心思考虑如何提高翻译质量，尽量能保证翻译不出错就已经很不错了。”
译者 生存与翻译的痛苦抉择
身为一个西方人，同时又有着深厚的东方文化基础，陶建在文学翻译领域有着比别人更深的体会。当初来中国留学时出于对文学的热爱，他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10年之后，这个对于文学翻译有着挚爱的人却尴尬地发现，中国图书翻译现状不容乐观。
“在中国我看过很多由中国人翻译、中国出版社出版，然后推向国外的汉译英图书，不客气地讲，真的很糟糕。”陶建认真地对记者说，无论是从一个西方人看中国的角度出发，还是从一个专业的翻译者角度出发，中国的图书翻译出口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而忽视了图书所要直接面对的受众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的老外们。
“很多翻译的图书其实更像是中国人替老外们选择好他们需要了解的内容，而且是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来讲述内容，甚至连语言都是带有明显的东方文化思路，这对于外国读者是绝对无法理解的。” 因为“理念的不同”，从事专业文学翻译的陶建目前只和外国出版社合作翻译书籍，他很少替中国出版社做翻译工作。他认为要真正把自己的翻译成果让西方的读者了解到，就只能通过一种模式：把中文书的版权卖给外国出版社，然后让外国出版社请本国的翻译者来翻译，最后按照本国的出版形式进行出版。陶建之前和中国出版社有过合作，但他发现自己花了一年时间翻译出来的书籍大多数被束之高阁，根本没有在海外露面，这让身为翻译的他很有挫败感。“感觉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无意义的。”陶建无奈地表示。 此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存问题。“实话实说，因为我是一名专业的文学翻译，因此需要这份职业来养活我，但现实告诉我，这不可能。”陶建表示，在中国很少有出版社肯花钱来请外国人翻译完整的一本图书，因为出版社认为价格太高。但陶建也很无奈地表示，一本图书的翻译至少要在半年以上，稿费根本不够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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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出口需要转变思路
实际上，中国图书翻译质量长期得不到提升已不仅仅是翻译业本身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发展策略上。郑磊对此表示，国内过于着急将自己的文化推向海外，应该按照市场的需求平衡供求关系。
“其实在海外，对于中国图书的需求量本身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郑磊说道，虽然外国人很想了解中国，但作为国外出版商而言，他们更在乎如何盈利。因为他们将出版看成是一个能赚钱的产业。在中国，将对外图书出口放在推广中国文化的高位上，这本身就无法和市场形成对接。 此外，作为长期从事海外图书营销的民营书商，黄永军的看法是，图书出口应该把握市场的需求，要亲自去和国外的出版商打交道，了解他们需要什么，这样才能按需出口。 陶建则坚持自己的理念。“中国出版企业更多地应该去考虑如何将版权出口到国外，然后让国外去找本国的翻译家，按照本国的出版规则去出版。”“换个角度去看，很多英译中的图书却在中国市场上极为畅销，而且翻译质量也很好。如果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这些外文图书都是中国人翻译的，例如，你很少看到一本美国人翻译给中国人看的美国图书吧？”陶建说，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出版交流，也能促进图书翻译水平的实质性提高。 通过翻译的渠道，搭建国内出版社和国外出版社相互交流的平台是当务之急。“我现在大部分时间其实都不是在做翻译工作，而是成为很多国内外出版社相互交流的传声筒。”陶建调侃道。就在不久前，他成立了一家公司，旨在打造联系国内外出版商的平台。 “现在即便是大型的书展也很难满足需要了。”陶建介绍，国外出版社需要深入地了解自己在中国的同行们有什么他们感兴趣的图书，而书展短暂几天时间不足以让在文化和业务上完全陌生的两方相互了解。他认为，应该充分创造让国内外出版商更多的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两天陶建很忙碌，英国大使馆组织一批英国出版商来中国寻求合作伙伴，陶建则帮助他们联系国内的同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英国的出版商和中国的出版社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交流得越多，相互的信任感越强，产生合作的机会也就越大。”
“但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黄永军说道，国内图书翻译界的矛盾短期内无法改变，中国图书翻译出口现状的改变也需要时间的积累。“至少现在已经有很多出版界的同仁认识到了这一点，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慢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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